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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　青春万岁　》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　青春万岁　》有关。《　青春万岁　》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 萨特阔　》。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 萨特阔　》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访苏心潮（10）

一位女汉学家与《　青春万岁　》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　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　），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　相见时难　》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　莫斯科—北京　》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的复印件（　上面有歌词的汉译　）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么？”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也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　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　）：“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