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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形折，心罔弗辰。

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

郁塞昏徙，南溃衍亨。

永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凡七十七字。王元美曰：‘铭词未谐圣经，类周篆、穆天子语。’此为知言。

其次如周武王《铜盘铭》云：

左林右泉，后冈前道。

万世之宁，兹焉是宝。

亦岂三代语耶？其为赝作无疑。石鼓文，郑樵谓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不足据。韦应物谓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马子卿谓宇文周时作，更为妄论。唯董、程二氏以《左传》成王有歧阳之搜证之，凿凿可据。以后则秦《峄山铭》，为宋淳化中郑文宝刻，尚不失为古篆。汉隶之最佳也，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次则汉《曹景完碑》，一则神奇浑璞，一则丰赡高华。

至魏之《劝进碑》、《受禅碑》、《祀孔子碑》，后魏鲁耶太守《张君颂》、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等，优劣互见。汉隶已失，况其后乎。”仲清称善。

春航道：“兰亭聚讼纷纷，即定武本亦有二刻。真伪已分，究何以辨？”道生道：“兰亭刻于唐太宗贞观年，先太宗为秦王时，得于僧辨才处。贞观十年，始命汤普、冯承素、诸葛贞、赵模，各临拓以赐近臣。当时褚遂良、欧阳询各有临本，人并崇尚。所谓定武本者，欧临是也。唐绢本者，褚临是也。彼时欧临石刻在禁中，后石晋之乱，契丹辇石投于杀虎口，既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入于库中。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刊一别本，以应求者。此定武有真赝二刻。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潜易古刻，又剔损古刻湍、流、带、左、右，五字为识。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后靖康之乱失去。

及明弘治间，得于天师庵中，置于太学，而欧本复显。褚摹绢本，当时广赐各郡学宫，如颍上石、长治县石皆得之，后明代颍上井中夜放光如虹，县令荀公异之，掘地得兰亭，并门铜□，舍利数颗，即为荀令携至家。至今不知流落何处矣。至于各家临本，不可胜数，诸公自有法眼，无俟鄙人陈说也。”

春航又道：“人说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淳化、大　观、绛帖、潭帖，此四帖可好？”道生道：“以鄙见论，以淳化为第一，次大观，次绛帖，又次潭帖。然宋人常谓潭帖在阁帖之上，又谓淳化创始，兼以王著摹手不高，未及大观之精美。然淳化气运朴厚，大观光彩浮动，比之诗，则盛而渐晚矣。”

众人尽皆拜服。

子玉问道：“先生方才说唐诗中晚之分，小侄以唐诗自然推李、杜、韩三家，而王荆公定诗则称杜、李，又选杜、韩、欧、李四家诗，则以李太白居四。元微之亦谓杜在李上，其优劣之意见于《工部墓志》。以太白天才，竟有不满人意处。韩昌黎则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乃自真心倾倒之意，究何所折衷？”道生道：“诗以性情所近，近李则好李，近杜则好杜，李、杜兼近则兼好矣。

元微之粗率之文，颓唐之句，于李岂能相近？自然尊杜而贬李。王荆公谓李只是一个家法，杜则能包罗众体，殊不知李亦何尝不包罗众体，特以不屑为琐语，人即疑其不能。大抵论太白之诗，皆喜其天才横逸，有石破天惊之妙。

《蜀道》、《天姥》诸篇，摹拟甚多，而我独爱其《乌栖曲》、《乌夜啼》等篇，如《乌栖曲》云：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其《乌夜啼》云：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其高才逸气，与陈拾遗同声合调。且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律诗殊少。常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以鄙见论之，李诗可以绍古，而杜诗可以开今，其中少有分辨，故非拘于声调俳优者之所可拟议也。昌黎古诗，直追雅颂，有西京之遗风，其五七古尤好异斗奇，怪诞百出，能传李、杜所未传。读《南山》等篇，而《三都》、《两京》不能专美于前。

人既无其博奥，又无其才力，尽见满纸黝黑，崭崭□□，所以目为文体，至有韵之文不可读之说。

此何异听《钧天》之乐，而谓其音节未谐。特其五七言绝句及近体诗非其所好，只备诗中一格，原不欲后人学诗，仅学其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