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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十年穿梭于中日之间，对近年日本的两种战争态度十分清楚。在日本的一些大书店里，除了历史书籍的专栏书架外，这几年增添了“战记”的专栏书架，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战记”主要是原日军官兵的个人回忆录。“但是绝大部分的‘战记’都是讲当年如何英勇壮烈，而不提军队做的坏事和当地老百姓受的害。”王选说。

王选看到，在某个中等城市的书店里，两个满满的“战记”书架上陈列着至少300种以上这样的书，其中只有3本是从揭露战争犯罪角度写的书。这个书店里有卖《东史郎日记》的，也有日本和平主义者们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研究调查著作，这样的书一共30部左右，是歌颂战争的10％。它们被陈列在另外一边的比较僻静的历史专著类书架上。

尽管如此，日本书店的这个10％的书目，还是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大书店里的同类书籍的数目。中国的抗战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

一段确凿的历史，却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讲述者站的不同的角度，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王选的《历史的共有》一文中说：

“历史的共有”是日本和平运动提出的一个思想。意思是说“我们日本人不应该封闭在自己的战争经历中，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给被侵略国家及其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必须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共有历史”。历史的事实最富有说服力，在事实面前历史只有一个样子，一种答案，谁都无法篡改和伪饰。

于是大家都在历史事实上下功夫。搞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样子。

可是人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是，亚洲各被侵略国家受害历史调查、历史保护和有关历史研究非常落后。所以历史都在烟雾之中，它需要去寻找和整理。有时为了搞清楚一项战争犯罪及其伤害，比如日军对东南亚华侨的大屠杀，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们成年累月地去当地调查。他们调查了日军侵略足迹所到的国家与地区，中国、韩国、北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等。

回到日本后，他们把实地调查所得结合文档研究，著书制成影片，在日本社会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因为他们的作品要经受多方面的挑战：一般市民的怀疑，学术界的轻视，右翼的攻击，所以都是下大功夫力求严谨科学，也为了保护其中珍贵的史实。

目前有关这些地区的战争犯罪和受害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历史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出自这群人的工作。在全面趋向保守和右倾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逆流中的砥柱。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它们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在日本各大书店的历史专著或严肃书籍类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是实地受害历史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有时是数年的点滴积累，跨国奔波。而日本的和平运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小人数派”，而狂热民族主义者，洗刷过的历史的书籍，自由主义史观者们杜撰的所谓“国民教育”历史教材，因为有势力强大的背景，在数量和发行量上占压倒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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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脸（2）

细菌战诉讼就是以诉讼的方式来还原历史的。它也是一面镜子，用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脸。在揭露与掩盖的较量中，这面多棱镜折射出了日本人的多重面孔。

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1）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四本公开的陆军中央骨干将校写的业务日记。这四本业务日记是：

井本雄男大佐业务日记。井本雄男从1939年起任###派遣军参谋，从1940年起担任参谋总部作战课课员，详细记载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联络调整情况。

金原节三军医大佐《陆军省业务日记摘录》。金原节三，1941年11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

大塚文郞军医大佐写的题为《备忘录》的业务日记。大塚文郞是金原节三的后任，从1943年9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其日记详细记录了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计划。

真田穰一郞少将业务日记。真田穰一郞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参谋总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

这是日本学者发现的仅有的关于细菌战的来自日军陆军中央骨干将校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吉见义明被《井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震惊。因为图书馆不让复印，吉见义明就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