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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是两回事。� 王建：从小同到大同，最后会不会是三大经济区整到一块，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还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说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罗马”的一条道路。� 李晓宁： 一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不要强求每个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会影响整个书的。� 王建：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中华民族要有面向未来的大胸怀，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讲历史。列宁说：“忘记过去，等于背叛。”问题是如何讲法，算法？� 李晓宁：这个账有个算法，算现在还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国和德国，历史上是夙敌，现世在做朋友。欧洲复兴的基础就是法德的和解。亚洲要想与欧、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国和日本就必须携手合作，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 李晓宁： 发生冲突以后，要有谈判。为什么美国200年超过欧洲？我认为判例法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着谈判机制。所以判例法纠错能力强。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才能出来施展，也会根据其发展调整制度使之与社会适应。� 王湘穗：如果过于纠缠历史，缺少现实主义态度，这种精神状态很难适应变化。刚才晓宁讲，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层面保持弹性。� 李晓宁： 一旦中国和日本合作以后，它也是大陆法系，在日本打一场官司需要极长时间，司法上不协调，两家怎么弄这个事？发生纠纷长时间摆不平，怎么发展？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在做这个基础工作，反过来我们中国没有人做这个。� 王湘穗： 我们是大陆法体系，过于刚性。我们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法制上搞一锅“疙瘩汤”，给判例法留下一个接口？　� 李晓宁： 中国连民法典都没有。正在起草，这是一件大事。做这个事非常非常难。� 王湘穗：你觉得美国的判例法比较好，更适应中国？� 李晓宁：那倒不是，但应该吸收判例法的优点，只不过在我们有生之年不容易实现。现在大部分出国学法律的人，都从美国回来，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是美式的，一用，对不起，法律是有传统的。我们没有判例法的传统。　&nbsp&nbsp

适应危机化生存�（1）

不能再把危机当成小概率事件，危机已经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在人类生存已经是一种危机化生存。　我们不能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应对各种危机、控制各种危机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把握，应加紧对控制危机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紧建立中国综合的危机应对体制，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控制危机的基础条件。　� 王湘穗：2002年底，刘亚洲、乔良和我一块研究了危机管理和控制的问题，在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的年会上有一个发言。基本看法是要把危机问题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否则就可能把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发事件，演化成了一场社会甚至是国家危机。研究进而控制危机，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大课题。研究的时候，主要是对“9·11”和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现在“非典”一闹，再次提醒了人们，不要再把危机当成小概率事件，应该明白现在人类生存已经是一种危机化生存。� 乔良：我们认为危机是由非常事件引发的险急状态。今天的危机与以往相比，危机自身也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危机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大量发生的危机和更多的隐患，使危机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危机由偶发事件变成频发现象，自然界越来越经常、越来越严厉的报复，既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化问题，又凸显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间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机久治不愈，成为令一些国家政府头疼不已的安全公害。危机由主要是单一因素事件变成复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种危机，不论是否因单一或多种因素引发，都势必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复合性危机的特征，由此及彼，由简单变复杂，为当政者始料不及；一些局部危机往往会迅速蔓延，酿成全局性危机，如在“非典”传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种原因致使信息严重失真，几乎让一场一般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一国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跨国危机。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机，都可能迅速扩散，冲击其他国家，蔓延到整个区域甚至是全世界。� 王湘穗：长期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