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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

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

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

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

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

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

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

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

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

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

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

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

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

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

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

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

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

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

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

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

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

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

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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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

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

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

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

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