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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

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

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

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

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

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

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

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

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

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

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

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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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