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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

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

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

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

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

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

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以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

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

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

“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

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

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

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

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

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

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

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

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

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

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