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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

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

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

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

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

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

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

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

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

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

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

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

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

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

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

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

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

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

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

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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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

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

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

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

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

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

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

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

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