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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

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

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

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

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

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

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

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

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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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

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

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

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

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

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

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

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

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