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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
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
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
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
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
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共妻的邪说。这样
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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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
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
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
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
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
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
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
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
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
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
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
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
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
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
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
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
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
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
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
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
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