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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

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

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

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

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

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

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

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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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

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

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

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

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

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

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

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

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

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

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

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

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

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

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

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

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

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

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

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

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