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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

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

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

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

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

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

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

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

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

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

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

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

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

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

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

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

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

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

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

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

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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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

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

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

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

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

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

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

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

俄军事顾问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