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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

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

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

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