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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我

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

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

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

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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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

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

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

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

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

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

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①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

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

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

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

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

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②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

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

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

③见张其驹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

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

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

⑤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三页。

⑥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全文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页至第一二一页。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

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

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

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内外交逼的武汉政府，卒亦随之瓦解，而造成

向右转的蒋介石将军的胜利。中共在此一幕历史剧中，由于留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走到

了绝路，也由于本身实力和经验的不足，更由于莫斯科历年来指示的错误，以致那时陷于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事实，也许为中共后来之能够卷

土重来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缅怀无数同志同胞牺牲的头颅热血，是不无余

痛的。

汉阳汉口相继为北伐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我曾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