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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

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

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

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

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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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

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

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处理办法是较妥当的。

其他如结束省港罢工问题，这是广东方面不能单独解决的。果如鲍罗庭所说，那时香港

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

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

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

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

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

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

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

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

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

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

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

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

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

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

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

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

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的具体指示。

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

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劫西山

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

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

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