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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源�颐牵课颐窍氤闪⒁桓鲅�靶∽椋�墒窃跹�У剑�颐敲话旆ā＝衲晟缋锛际踉泵翘��###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5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点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一条可行的道路（4）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