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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大元帅的宝座。由于非洲国家、尤其许多黑非洲国家武备废弛，这种仅凭一小群人和简陋武器就能颠覆一国政权的事例，在非洲曾屡见不鲜。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谋杀，则是由于某些人或团体对现政府的政策不满。如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庆祝10月战争9周年阅兵式上被几名受阅士兵打死，行刺者的动机就是对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不满。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冷战结束，传统类型的政治谋杀在非洲已呈下降趋势，但由宗教冲突催发、往往有国际恐怖组织幕后参与的新型政治谋杀却有抬头趋势，如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近年来暴力频发，就和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的活动，以及层出不穷的政治谋杀密不可分。

事实上，欧洲也曾经是政治谋杀的重灾区。

在中世纪，不论是邦国林立的德意志，还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五花八门的政治暗杀都屡见不鲜，英格兰的王位争夺、法国的教派之争，也不时可嗅到政治谋杀的血腥；进入近现代，政治谋杀依旧斑驳可见，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之死，1914年社会党领袖饶勒斯的被刺，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杀死“冲锋队”头目罗姆、纳粹掌权后残杀德国***领导人台尔曼等众多反纳粹政治家，以及战后西班牙巴斯克、北爱尔兰等地由埃塔和北爱尔兰共和军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谋杀案件，都曾让欧洲人心惊胆战。

但二战后欧洲的政治谋杀已趋明显减少，进入21世纪更十分罕见，除了巴斯克地区偶尔传出诸如2000年8月地方行政长官阿绍斯特雷遇刺等事件，值得一提的政治谋杀只有2002年5月荷兰极右派领袖福尔图遇刺身亡。

欧洲远离政治谋杀的根本原因，一是民主政治生活在二战后更趋健全，通过选举政治表达诉求、谋取权力，较诸政治谋杀，暴力手段，风险小，成效大，且社会和民众普遍希望稳定、安宁，厌倦暴力和血腥，采用极端手法的组织已得不到民意支持，自然只能走向没落；二是当代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并不激烈，政治谋杀的土壤也因此很难培养，当前欧洲政治谋杀和政治暴力最频繁的地区，是巴斯克、北爱尔兰、科西嘉岛等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把冒充警察者找出来抓起来】………

激起轩然大波的“辽宁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消息又有新进展：1月8日《东方早报》报称，西丰县公安局“制定接受媒体采访”的电话里，有关负责人表示，所谓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完全是无中生有”，据他所知，“没有这回事”，“西丰县没有警察进京抓人”。

已有许多专家、法律界人士指出，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立案”，并派警力进京拘传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记者，法律依据是苍白的，禁不起仔细推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舆论监督以来，这样的事也是闻所未闻的，如今西丰县警方负责人出面辟谣，表示“没有这回事”，相信大多数人会感到很欣慰、很释然：毕竟全社会都宁愿相信，如此荒唐的一幕，不至于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发生。

然而一个新问题却出现了：既然西丰警方负责人言之凿凿，当地警方“没有警察进京抓人”，我们没理由不相信一个县级公安主管机关的说法，那么，进京抓人的是什么人？据《法人》杂志执行主编阮加文称，那些进入编辑部、要求带走记者朱文娜的人，不但声称是西丰县警察，而且向编辑部人员出示了警察证、拘传证。

按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七九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二八零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既然西丰县“没有警察进京抓人”，则这些以西丰县警察名义进入北京、进入《法人》杂志编辑部“执法”的人显然不是警察，而是冒牌货，假警察，他们所持的警察证、拘传证，也只能是“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非法得来的伪造品或冒充品，他们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

如果这一切都属实，则西丰县政府、县警方同样是这期事件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对“不实报道”表示“愤怒”，虽然“西丰县警察”进京抓人当天，县委宣传部长李福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