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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六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十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四十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疏通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的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到交接地契时，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甚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骸为七十三具，买了七十三具棺木；心疼死难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太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这些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巾标志（起义者均挂白巾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该尸首便被拉到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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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抬着灵柩浩浩荡荡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爱好菊花的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八十六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起义失败，孙中山意志不振，他说，推翻清朝看来是一场持久战，估计还要？二？十年。

为黄花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