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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使犯人酒后醺醺然，昏昏然，面对断头台、刽子手时，不至于感到太恐怖。这显然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古刑场上充满悲壮色彩的遗风，一直延续到现代。我清楚地记得，1950年，我在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读初中。这年秋天，枪毙了原籍是该镇的一名罪犯，叫杨兆龙。刑前，执法人员按老规矩给他一大碗酒，四样小菜。他把菜吃光了，酒喝完了，却猛地站起身来，一脚将小饭桌踢翻，碗碟顷刻化为碎片。这名死到临头仍作恶的家伙，当然只有一个结果：使自己本来已是最坏的下场，变得更糟。此刻，我的眼前仍然清晰地浮现着38年前刑场上那难忘的一幕：双手反绑，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的杨犯，被执刑者喝令向前飞跑，突然间，枪声响了，杨犯的瓜皮帽应声飞起一丈多高，他随即倒下。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帽子怎么会飞起一丈多高？有人立刻说：你没瞧见那大兵（按：指执刑者），把子弹头拔出来，在鞋底上擦热了，然后才装上去开枪的？他肯定用的是开花弹，杨兆龙的头一定是被打炸了，在反作用力下，他的帽子才会飞起来。谁教他死到临头还不知好歹，踢翻饭桌的？活该！——听他这一说，我随着人流挤过去看个究竟，果然，杨犯的头部除了耳朵还健在外，其余部分，早已是血肉模糊，脑浆乱淌。我想，倘若当时阿Q在场的话，大概会说：“妈妈的，不如杀头好看”的吧？呜呼！这幕现代临刑酒及脑袋开花的活剧，显然是明朝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五、酒与妓

嘉靖时作家薛论道，曾写《桂枝香？嘲酒色》谓：

黄黄肌瘦，腔腔咳嗽。做嫖头夜夜扶头，好饮酒朝朝病酒。两件儿缠绵，无新无旧。恰离酒肆，又上花楼。阎罗请下风流客，玉帝封成酒色侯。［65］

这支小曲辛辣地嘲笑了酒鬼兼色鬼，最后两句，更是幽默形象。这就为我们道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历史事实，不仅酒楼通向花楼，而更重要的，几乎所有花楼同时也是酒楼。这些“风流客”、“酒色侯”最后的结局，多半只能是身揣酒葫芦，“死在牡丹下”，那是他们死得其所，当然怨不得别人。从明朝人的小说、戏曲、笔记、野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酒，像蛇菌一样显现其诱人色彩的社会毒瘤——妓院，恐怕早已黯然失色，关门大吉，改为六陈铺了。在明朝，围绕着酒与妓女，演出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悲喜剧，从而在明代社会生活中，深深地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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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酒与皇帝（8）

弘治年间，有位张智，是御史，涞水人，因贪利，从某盐商那儿刮去很多油水。有一次，同道御史刘尧往淮安、扬州公干，张智便跟刘尧说项，请他开后门，支盐给这个盐商。刘尧当场拒绝了。张智便与此盐商密谋，假惺惺地在城外郑家花园设宴，邀请刘尧入席，声称为他饯别。刘尧不知有诈，如约赴宴。等到他在连连劝杯声中被灌得迷迷糊糊时，张智又推出妓女，与刘尧厮混在一起。按照明朝的官样文章，是禁止官员宿娼及挟妓饮宴的。如“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66］次年（1429）八月，宣宗又论礼部尚书胡（1375—1463）说：

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至留宿，败礼坏俗。而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67］

史称这是“革官妓之始”。惟其如此，张智和盐商又预先找了几个光棍，冒充缉事校尉，这个时候突然钻出来，要挟刘尧，拿出一千两银子来，否则就将他挟妓夜饮的丑闻嚷出去。刘尧走投无路，张智却在一旁假充好人，故意说：我与某盐商很要好，让他拿出一千两银子来，他到淮安、扬州后，允许他支盐就行了。刘尧被迫，只好答应。张智却从这一千两银子中，分得一半，揣入私囊。而商人到淮安后，因准其支盐，所获厚利，又岂是这千两银子所能比拟的，而且出入无忌。事后，刘尧越想越怕，担心终将败露，“遂引刀自刎而死”。你想，好端端的一位朝廷命官突然自杀身亡，怎能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科道交章劾其故”，在朝廷的干预下，最后终于真相大白，“乃寘智等于法”，［68］将张智和盐商开刀问斩——透过这则比较冗长的故事，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妓女和酒，实在是张智阴谋中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张智的罪恶阴谋未必能得逞。妓与酒之为祸，亦可谓大矣！

世间有悲剧，也有喜剧。不准官员挟妓饮酒的禁令，明中叶后，形同废纸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