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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头”，牛主拿了银子去纳官钱，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悔恨无及，因自缢死”。［20］又如：卖假药。明代杰出的讽刺作家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21］还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还有一等好膏药，名唤金丝万应膏，其实有功劳：好处贴肿了，肿处贴不消，三日不揭起，烂做一团糟。”［22］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漫天要价，不着边际，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苏州，早在嘉靖时期，方志即记载：“市井多机巧……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金瓶梅》插图，流氓刘二在酒楼撒泼状。上者为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23］再如：卖假酒、搀水。明末江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香美不可言”。［24］有的奸商，则往酒中搀水。明末有人曾作《行香子》一首，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这一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倒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25］光禄寺在招待外宾时，也公然“酒多搀水，而淡薄无味……非惟结怨于外邦，其实有玷于中国”。［26］在南方的名城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7］

《金瓶梅》插图，刘二醉打王六儿。还应当指出，流氓意识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恶果，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虚作假，只知道在钱眼里翻跟斗。伪造文物、古董，十分突出。时人记载：“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古法，分寸不遗，而花纹款式悉从古器上翻模，亦不甚差。”［28］明末的江南著名文人李日华更指出：“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袴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29］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但却是个穷光蛋。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30］这样捏造历史，实在是弓虽。女干历史，在史料里埋下无数钉子。明末，江南还出现了以招摇撞骗为啖饭之道的“神童”。当时，专门有人教儿童写大字，背几首诗，其他皆茫然不知，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旗号，所谓写字作诗，出入官府，官儿们夸上几句，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身价也就高了起来，以至“累月而至千金”。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之一，痛斥上述教育法是“以教胡孙禽虫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伪，将奚事而不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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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3）

三

上述流氓的横行，流氓意识的侵蚀，对社会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对明朝社会危害更严重的，是明朝政治的流氓化。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32］其实，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朱元璋是圣贤、豪杰、流氓之性兼而有之。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以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楷模。［33］但仅就流氓气而论，朱元璋比起刘邦来，实在是更胜一筹。

不讲信义，翻脸不认账，心狠手辣，是所有流氓——特别是政治流氓的本性。屠杀、迫害当年打江山时与自己生死与共、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刘邦杀功臣，主要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狱，胡狱族诛至3万余人，蓝狱诛至15000余人，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正如赵翼所指出的那样，“……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34］当年以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名重一时的老谋士朱升，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