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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并不能否认投资大众具有超于常人的直觉，特别是对于长期投资有过人感知力，因而其判断力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同。

金融市场对战争的预测

直觉、本能和常识在进行预测时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权威的预测不可信，市场本身的智慧才值得重视，因为那是许多个体独立见解的集合，这样的判断我们才更应关心。早在1940年夏天，伦敦股市就推断出英国不会被征服，虽说那时还未发生不列颠战役，许多英国人感到完全悲观绝望。股票经过长期低迷，在6月初抄底返升，虽然直到10月份形势才明朗，可以肯定德国人在1940年不会入侵。直到18个月之后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人们才相信英国最终会获胜。

与此相似，德国股票市场虽然处于“警察国家”的严密监控之中，人们也能理解1941年10月德国的征服已达顶点。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洞察力。要知道当时德国军队看上去是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从未被敌人击退过。当时，谁也没有感觉进攻苏联会从胜利走向失败。事实上，12月初一架德国巡航机已经瞥见了莫斯科的屋顶，与此同时，德国控制的欧洲领土已经超过神圣的罗马帝国时代，谁也没想到所有这些最终会化为泡影。

纽约股市认识到1942年5~6月的珊瑚海与中途岛战役所取得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春天，证券市场正在走出低迷，不过我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军事专家的评论，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对失败与投降的连篇报道引发人们对战争决策者，以及战地指挥官的激烈批评。聪明的媒体人忙着写他们所谓的新闻，根本没有注意到珊瑚海与中途岛战役的重要性，事实上，那是日本庞大帝国建设及其攻击美国计划的衰落点。

事实上，美国媒体从战争一开始就接连犯错。《纽约时报》根据美国作战部所提供的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大肆夸耀盟军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对太平洋舰队的损失则有意少报道。例如，珍珠港事件发生的5天后，即1941年12月12日，该报打出通栏标题：“美国对日全面开战，击沉两艘巡洋舰，重创一艘战列舰”。报道说，被炮击的那三艘舰里有一艘是战列舰。这纯粹是胡编乱造，其实只有一艘小型日本驱逐舰被击沉。

第一章　金融市场的理性声音（3）

金融市场与专家的博弈

然而，在回到大众理论议题时，经济学与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于194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当时流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学说。在文章中，他指出中央计划经济无法作为价格杠杆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将一个庞大人口所发生的零零碎碎、各不相同的信息资料汇总起来，不管是人还是电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好的”经济决策只能由价格杠杆来完成。市场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主观偏好）都要通过价格机制来汇总，进入单一市场评价系统，这一系统虽非尽善尽美，但还是比任何人脑或电脑编程出的数字更有作用。

将信息来源进行分解相当重要，因为它是哈耶克所谓的“隐性知识”——一个决定性的生成因素。隐性知识乃是个人凭直觉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在某一特定地点、职业或生活方式中获取。正因为它带有明显的直觉性，因而很不容易对其进行总结，用来交流，事实上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已经掌握了隐性知识。然而，这种知识非常有用，因为它反映了全球各色人物极其深刻的生活经验。

这种洞察力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但它只是一种观察，并非一种结论。正如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亨利·曼尼最近指出的那样，它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理论：如此之巨的海量信息是怎么有效地归纳，汇为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他这样问：“加权平均数是怎么得来的？”他又说：“有效市场假说几乎完全基于经验观察，从未提出过任何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何如此有效。”曼尼的回答看来可以这么理解：大众智慧的结果。

索罗维基在其《群众的智慧》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群体在作出决定时往往要比天才专家更正确。换句话说，“多数比少数要聪明”。他指出，那些专家充满偏见，视觉有盲点，另外专家在进行预测时，其自信度往往带来不可信度。虽然不能保证，但是一组个性特异、观点独立、动机不同的人群可信性要比某一个人，甚至一群专家更大，更能帮你作出最好的决定。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指出：如果你向一大群人提出问题请其决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