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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恨,不能补天,深自愧悔,乃以史臣自任,自称古藏室史臣,又称梅村野史,则其胸怀可知也,其所做之诗,多隐史事”,颇符合《红楼梦》作者的实际身份。
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顺着这种观点,我们来合理假设一下:《红楼梦》里贾氏家族隆替兴衰的故事,是以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左右这一百年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而公元1744年正是“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份。他显然从“百年”这个具有历史轮回意味的时间概念里获致一种“暗示”,因而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灵感。
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诚如黄乃秋在1925年批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时所说:“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
1。“白马非马”重论红楼:(4)
而脂批也写道:“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殳荑斩伐,如草木焉”。“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叠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刘梦溪老师同意红学家余英时的观点:“批者引虞子山《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
刘梦溪老师许多这类结论与反思,其实也是我们的共同迷茫,无非要论证《红楼梦》是写家庭生活的还是写政治历史的!如果写的是历史,那《红楼梦》的技法定性就绝非“现实主义”手法!
《陈寅恪与红楼梦》也提到:《红楼梦》可以说是一座象征艺术的宝库,牟润孙捕捉到的是一个方面,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
刘梦溪老师还对“第四篇 《红楼梦》第一回与《堂吉诃德》卷首比较研究”进行分析,可是外国读者从来不把《堂吉诃德》当作现实主义小说来看,作者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红楼梦》也是如此,看似现实主义描写生活,其实影射秦淮八艳的,可以说是“青楼梦”,看似落红成阵,却是血泪酿成,许多脂批可证!
先说小说三要素之一。《红楼梦》人物描写的“一手二牍,一声两歌”“一人两面,分身合身”,真是世界独创,永远领先,不理解这一点,永远是《红楼梦》门外汉,望楼兴叹而已,你可以把宝玉理解成顺治,就明白黛玉如董鄂妃吃暖香丸,宝钗如顺治废后静妃吃冷香丸,而王夫人,可不是庄太后?你可以理解黛玉是柳如是等秦淮八艳的集合体,而宝玉可不是除了“逃”就是写字的南明文人,这样,你就与陈寅恪先生一起看到了明亡清兴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再说环境描写,《红楼梦》看似美艳,却是挽歌,那黛玉葬花的日期是4月26日,正是扬州十日屠城的开始,大家都知道戏剧的精髓为象征手法,可见黛玉葬花与史可法身葬梅花岭是惊人雷同!
再说故事情节,《红楼梦》并没有传统章回小说与现代电视剧一样的肥皂情节,而是用“散点透视”法描绘那一颦一笑,而在这“颦颦”之中,领悟东施效颦的对象西施颦儿故事,继而领悟明亡清兴!正是脂批经常提到“春秋笔法”,影射历史,微言大义!
从小说的三要素来看,鲁迅先生一方面说“《红楼梦》一出,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但从学术上被胡适的新红学误导,所以没有看到《红楼梦》技法已经无意识中具备西方现代小说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技法特点,认为《红楼梦》是写实主义,就没有完成对《红楼梦》作者认识的超越!
周汝昌先生说《红楼梦》之大之高之深是“文化小说”,非常好,但从《红楼梦》思想境界来说则是“新文化小说”,而从文本技法来看,则和现代派的石涛画类似,可以称为“写意小说”,这也符合中文文学的审美习惯!
曹学是红学一家之言,岂能搞学术垄断?红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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