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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人少是肯定的，但就是再少甚至到零，这一天二千多两，一个月也是七八万两银子了，一年下来也有个百万两银子，这样的收入怎么能不让人眼红呢？而且这还是刚刚开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或者说按皇上的要求，在别的城市再开那么几家，那还了得？光是靠这个酒店也完全能够一年四百多万的国税了。

八月九日，岱海，朱由校分别收到了张光年和田尔耕两人的来报，看着酒店的收益，当然是相当兴奋了，又多了一个来钱的，砸了这么多钱进去，这回报当然是快了。看了他们的算法，朱由校不觉的笑笑，新鲜的东西大家当然是争着想尝尝，等新鲜头过了，生意自然会有所回落，必定这样的有钱人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不过如此势头，又有了管理的经验，开分店是势在必行的。南京，就是最好的地方，那里富人也是不少，而且还有一套现成的六部等部门在那边少预备役。

因为无限弱智的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　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这种低能的国策当时就被人指出了其蹩脚之处，以汉“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结果老朱王八气一震，把人家震到监狱里弄死了。‘自信’的认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不肖子孙的。

结果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因为朱无璋还有一条给藩王的‘极品’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

这不眼睁睁的让后世子孙打架吗？结果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朱元璋孙子朱允炆的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这不叔叔开始抢侄子的江山来了。

成功的靖难之后，因为自己的地盘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北京，所以他就想着回去，当然朱元璋生前也有过这样的表示，天子守国门嘛。迁都是大事，江南方面的人当然不太愿意了，结果慢慢的就变成了折中的作法，留一套行政班子在南京。

这不得不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葩，朱由校真的搞不明白，这白白的扔到哪里一套没有什么职权的班子在哪边有什么用？以后肯定是要改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开家酒店在那边，因为那边不仅仅有班子，而且勋贵们也多，更是江南富商的集中之地。酒店来钱并不比北京慢多少。

而反对的言论当然也是滚滚而来，都是一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和大臣们干的事。说什么御膳那是专门为皇家所用的，如此有失国体、逾制之类的，和卖宫刑后的俘虏的说法都是大同小异。朱由校连理都没理，直接传旨贴在了前门效忠书之后，想出名就让你出，现在谁都知道自己拿钱出来帮全国的老百姓交税，你们叨叨叨的没完，得，也别在这里跟我叨叨。让百姓知道，皇上赚钱就是为了给百姓交税的，你们争辩去吧，我可没这闲功夫。上回田尔耕倒是提到国子监那边有好事的学子，成立了一个学社，就是探讨这方面政治问题的，把个田尔耕紧张了一下，急忙请示，朱由校的要求是紧密监视，重点保护。这样的读书人议论一下国事，也是正常的，东林其实就很好，只要让他们一直在野就好了。不过现在不是让东林党这样的空谈者出来捣乱的时候，引导他们一下，把矛头指向那样没事找事的大臣也好。

孙承宗接到了皇上的几个圣旨以后，可是相当的费思量，招揽个海盗没什么问题，进京来安排也不麻烦。但辽东这个事却让他揪心的难受，因为那里有他的劳动成果，他的心血，但就这样被皇上全盘否定了。心里当然有些难过。

其实在军事问题方面，孙承宗的确是不如朱由校，不，这个称谓应该是包括原来的朱由校。这个问题在多处均有体现，首先是对袁崇焕的信任上，原朱由校就一直不怎么信，而孙承宗就毫无保留的信。

比如说，袁崇焕上疏说在关外依靠修城屯田就可以让后金投降，天启接到奏疏后批示道：“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一连串的问话，显示出了原朱由校的睿智，并不是袁崇焕这个大忽悠能忽悠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