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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志的。三岁以前的儿童是用别人称呼他的方式称呼自己的，“宝宝要吃饭”、“宝宝要喝水”。三岁左右，儿童开始用“我”来称呼自己，这个时候的特点是你说东他就要西。三岁的小孩害怕打针这恐怕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儿子一看见医院的大门就把我往回拉，任凭我怎样教育、说服、安慰、哄骗都无济于事。一次他高烧39。2°要吊盐水，我告诉他：“你完蛋了，又要打针，你赶快躺在地上耍赖吧。”没想到他对我说：“地上有虫虫，我不哭，我不怕打针。”等到真打针的时候，我们既没有表扬他勇敢，也没有拿大孩子做他的榜样，破天荒他第一次做到打针不哭。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漫长的四个小时结束以后，他竟然不愿回家而且还要打针。第二个叛逆期就是青春期。这时期的孩子处处要显示自己的成熟。第三，大部分孩子第一次吸毒是一个群体行为，众所周知，青少年的群体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就是有少数人想不吸也是很难的。

在上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州政府制作了一则别出心裁的广告。这个广告是这样做的：两个毒品贩子结束了一天的毒品生意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数钱。一个毒贩子对另一个毒贩子说：“现在这个毒品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吸毒的人越来越少，警察查得越来越严。”“可不是吗！我们现在的收入主要靠些年轻人。”“那些新新人类，自以为新潮、另类、时髦，其实他们的钱最好骗了。”“要是有一天，连他们都不买，我们可就真完了！”由于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理，广告播出后效果非常好。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如何有效地减少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根据行为理论，人类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其动力大于阻力。以乱穿马路为例，人们为什么会乱穿马路？因为乱穿马路省时省力，这是乱穿马路的动力，因此，要阻止乱穿马路，必须增加其阻力。前面提到的吓唬显然也是想在这方面下功夫，可惜吓唬错了地方。

我建议不妨将“吓唬”改成“鼓励”。比如，上海人特别爱面子，争强好胜，处处要争全国第一。据我所知，国内有些地区的人在上下车秩序方面做得比上海好，有些地区在过马路上做得比上海好。为什么不利用上海人的这种特点，拍一些对比广告？国外有些地区，公共秩序方面很好，同样可以进行国内外比较。

前两天我在中山公园买票，售票口前挤作一团，我把我前面的几个人排成一个队。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直接就插到最前面去了，我一把把他拉过来，他抡起拳头，没想到我对他说：“先生，你想先买，你排在我前面。”众目睽睽下，小伙子不好意思，站到我后面去了。又有一个大妈往窗口挤，我同样让她插在我前面，她年纪大一点，我是真心实意让她。没想到她坚持说：“我到前面是去看看还有没有票。”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插队了。

大家看，我一个人也没有吓唬。

另一方面，就是想吓唬一定要找准地方。我就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将随地吐痰、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界定为一个人素质低下的表现？目前的上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在各个十字路口维护秩序，你去问问那些执勤人员，他们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乱穿马路的人对自己这种行为感到羞愧？一个也没有！他们不但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相反，遇到阻拦振振有词，甚至怒斥执勤人员。

在法国，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在前面插队，后面的人根本不制止，随他去。因为大家比的是谁更绅士。中国人还有一个毛病，在公共场合大声打电话，不管是在听报告、看电影、听音乐会，甚至作报告的人还敢停下来接手机（当然，他们多半是领导）。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那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手机响了之后，在全场愤怒的目光下仓皇逃窜”。

这事真的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也许这只是上海才有的事情，但是在北京我看到年轻一代一直都让位子的。当然，有些人也不讲道德，但是总是有人会批评他们的。（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1992年我去中国好几次，我去了北京、上海和河南。在1993年和2004年期间我没有去中国。然后，2005年4月，我去了广州、深圳。我在澳大利亚也经常遇到中国人（游客和中国移民）。我对大陆的中国人的看法是，他们是一个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不同的种族，大陆中国人（总体上说）非常自私，不关心其他社区成员。他们只管赚钱或获得好处，完全不关心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不良的后果。他们只有一种情况下会表现出礼貌，那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