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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时不是还在日军手里？中国军队又通过哪一次大会战夺取之？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灭亡中国，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结果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关东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　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先说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攻占长沙后放弃，国民黨即宣布收复长沙的“大捷”，其实这场战役日军仅阵亡880　人，国民黨军如要夺取日军坚守的长沙，非要毙伤数万日军不可。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主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黨军王牌主力74军，重创74军后日军即退回，国民黨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第二次长沙大捷”。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　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对付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　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黨自打嘴巴。日军第一次夺取宜昌后，按原计划放弃返回，因中国派遣军为威胁我大后方又决定确保宜昌，日军又立即返回重新夺占，国民黨军望风而逃。1943年日军夺取常德后返回，途中接到大本营命令：常德附近为中国持久抗战倚赖的粮仓，必须确保。攻城日军又立即返回，重占常德。这还不清楚吗！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　号作战，一直攻到贵州独山，此时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　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的13军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第6　方面军全面放弃占领区，移师华东准备决战。为此，第6　方面军逐渐从湘桂撤退，国民黨军随后逐步收复南宁、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黨军势必会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武汉的“大捷”。　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1943　年军队开始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和县城，但我们只要留意其战果，就发现消灭的绝大部分是伪军，日军极少。这一是因为日军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　号作战，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二是上述日本战略重心变化，华北方面军主力向北和山东集中。　随便胡扯一大堆，在抗战胜利日难免使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快，但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真正面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敌人。当年4　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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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是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须要澄清。1，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