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页)

是日本从台湾和朝鲜输入廉价的米粮，平抑物价、稳定工资，而能加强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因为拥有殖民地供应粮食，可以抑低工资和劳动所得、加速累积资本与扩充工业，而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外销工业的竞争利器。　第五、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税为主，在战前１０年平均约占税收的６４％。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开征专卖税、消费税，使税收转移为间接税。战后１０年间接税成为主要税目，平均约占税收的５５％。战前１０年，平均每年税收约６，　５００万日圆、战后１０年每年平均１亿２，　４００百万日圆，税收的成长几达一倍。在１９１０年代初期，单单台湾产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消费税，每年就有４，　５００万日圆的税收贡献。经营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黨政治的契机。订立马关条约之后的１８９５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领的自由黨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的藩阀政府合作，因为日本有钜额赔款而同意政府扩张军备。到了１８９８年，自由黨与进步黨合组为宪政黨，成立日本第一个政黨内阁，即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内阁」。日本政治史上，藩阀与政黨的斗争始告一段落。其后，藩阀的伊藤博文也组织立宪政友会，使藩阀转向政黨化了。这一切转变，如果没有外来赔款的庞大资金，日本是否能顺利进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怀疑了。　第七、日本在１９８５年马关条约取得空前绝后的钜额赔款，食髓知味，而在１９００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日军派兵２万２千名到中国，是列强中派兵最多的国家。然而，义和团事件的庚子赔款４亿５，　０００万两（当时中国人口据估计是４亿５千万人，等于是每人赔１海关两），其中日本只分得３，　４７９万两，比俄国（１亿３，　０３７万两）、德国（９，　００７万两）、法国（７，　０８７万两）、英国（５，　０６２万两）少很多。　１９０４－０５年期间的日俄战争，为了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五次，共４亿３，　４８８万日圆，并依日英同盟向英国募公债四次共６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以及临时公债１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总共举债１３亿１，　３５４万日圆之多而打败了俄国。结果未能向俄国取得分文赔款，就是割地也仅限于荒凉的库页岛南部，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利权转交给日本。　第八、至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日本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的庞大战费，也是中国大陆无数的资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　包括第二次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的战费，共达７，　５５９亿日圆（　如依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１７０兆日圆以上）　。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简称联银、总行在北京）　和「中央储备银行」（　总行在南京）　所发行的通货支出。前者与朝鲜银行、后者与横滨正金银行有「互相寄存」的关系。　依１９８７年始出刊的『朝鲜银行史』的记录，其筹措战费的手法如下：日本政府把「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所要支出的战费，由日本银行经朝鲜银行东京支店，送款至朝鲜银行的华北分店。朝鲜银行即将此金额记入于本行内联银的存款户头，同时也将同额的存款记入于联银内的朝鲜银行户头。于是朝鲜银行即应日军的要求，从联银的自行户头提取联银券，交给日军购买军需。随着战火扩大，在联银的朝鲜银行存款不断的被提取，但是朝鲜银行里的联银存款，则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当初由日本银行汇入朝鲜银行的日币战费款项，因为购买了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而支出，钱完全回流到日本国库。结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国库支出，而以增发傀儡政权的联银券来筹措战费。如此的筹措战费，在战争终了时华北的通货膨胀，几达日本国内的一百三十倍。　当然，日本帝国的筹借战费和收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国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关东军参谋部在「满洲事变」之前，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财务金融工作人员，在事前即潜入侦探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一旦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这些金融工作人员便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瞬时间接收而改换日方银行招牌。并以代金要求蒙疆农民种植鸦片，从此察哈尔产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所赚取的鸦片利润颇大，在１９３８年度鸦片收益为４，　３８２万日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