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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舒服和愤怒当然是正常的、合理的，就此提出质疑和抗议也理所应当，但在质疑和抗议，并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所受的委屈鸣不平同时，我们是否也该反躬自省一下，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同样存在着“双重标准”之嫌？

比如同样是并购，中海油、中集等中国公司在海外碰壁受挫，国人群情汹涌，斥之为“敌意”、为“贸易保护”、为“中国威胁论”，而达能和娃哈哈在合作过程中碰上股权纠葛，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娃哈哈叫好，对达能幸灾乐祸；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国债，国人普遍为能成为美国“大债主”而感到自豪，可新加坡航空要入股严重亏损的国航，某些人却高调喊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卫民族利益”的响亮口号百般阻挠；美国输入中国的肉类、医疗器械质量不稳定，屡屡检测出问题，国人群情激奋，抨击斥责有之，要求强化检验甚至封杀者有之，而“中国制造”同样因质量问题被人家杯葛，国内有些人却不愿首先自我反省审查，看看质量是否真有问题，质检是否真无漏洞，而是本能地跳起来指责外国人唱衰“中国制造”，封杀中国产品；我们在非洲办厂、开矿就是造福非洲，而其它一些国家做同样的事，就被某些国人斥为“有殖民特色的掠夺”；我们的文化遗产、传统国粹被某些外国“盗版”引起广泛关注和愤怒声讨，而中国国内大量针对外国文化产品的盗版行为却被不少“洋盗版”的声讨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宽容……凡此种种，不能不承认，所谓国际话语权的“双重标准”，彼固有之，此又何尝不有之？

有时这种双重标准还会“内销转出口”，如国人对某些外企不重视中国劳动者权益愤愤不平，这原本是合理的，但一些中国在国外的投资企业却以国内工矿某些不合理、不规范的管理方式管理外籍员工，在引起当地人反感后还百般辩解。

全球化趋势演进到今天，在话语权方面，许多标准其实已经约定俗成，无所谓你的我的，如ISO9002、“透明国际”，如产品质量、污染环保、劳动者权益、和平发展，这些方面国际社会早有共识，国际话语权也已趋于一致，同样一件事，欧洲如此，非洲如此，美国如此，中国也一样如此，比如冒牌耐克应该取缔，假冒伪劣应该严惩，跨国犯罪和偷渡应该协力打击，国际人道主义危机应该携手救援，等等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是只问是非，不问出处，因为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开放较晚，长期与世界隔绝，许多标准系外国人提出，但也有些标准的制定有中国人的参与，如《联合国宪章》、《京都议定书》等等，还有些标准则是中国首先提出，并得到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首肯、接纳的，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等等，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国际交往中，应该遵循一个“是与非”的标准，而不应有彼此之分，不应存在双重标准——不论这种双重标准是外国强加给中国，还是相反，都是不妥当、不公平的。

《论语。颜渊》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本身恐怕是“国际双重标准”的最大受害者，历史上、现实中都饱受其苦，理应最能感受这种双重标准的不公平，如果一面自己感慨双重标准的危害性，一面自觉不自禁地用同样的武器反制于他人，显然和被别人以“双重标准”强加于身一样地不公平、不合理。中国是礼仪之邦，泱泱大国，不应该、不能够用这种睚眦必报地心态处理国际问题，和世界各国打交道。

以“双重标准”对待“双重标准”，以不公平反制不公平，不仅违背传统，而且容易让国人在面对涉外问题时只顾挑别人的毛病，而忘了自我反省。比如当外国人排斥中国产品或者动用“反倾销”杠杆时，我们不仅应理直气壮地依法捍卫自身权益，也同样应检查自身是否的确有低价倾销行为，产品质量是否真有问题，如果眼睛对外不对内，一味护短，结果往往因此失去了发现问题、自我纠正和提高的机会，从根本上反倒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不仅如此，这种在国际话语权双重标准上“以暴易暴”的做法，可能令中国双重标准受害者的形象被误解、被削弱，甚或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扭曲，从而令中国所发出的、原本可以振聋发聩的反“双重标准”，要求平等国际秩序的呼声变得苍白虚弱，丧失其应有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让国际上一些人误认为中国并非真心反对“双重标准”，而实际上是只肯接受有利于己的国际标准，而对约束自己的国际标准抵触、排斥，对中国讲道理、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形象产生疑虑。

这几天美国打算用导弹击毁报废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