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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不过，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太宗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屈于人下。李渊起兵太原，太宗参与谋议，联络豪杰，统军出征，剿灭群雄，冲锋陷阵，指挥若定，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后，太宗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迫父让位，策划周密，毫不手软。所以，对于“仁懦”、“柔弱”的九皇子李治，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相类”，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这可能是高宗朝修《实录》、《国史》的史官，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石文”预言，而是长孙无忌的“固欲立晋王”的态度。

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薄此厚彼呢？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贞观晚年，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表现出强烈不满，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导致他权势日隆，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

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当然不愿意失势，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以便将来操纵政权。选李泰显然不合适，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一旦上台当了皇帝，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而且李泰业已成年，有一定的政治能力，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李治就不同了，他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故为此，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职位较低，要想自己掌权，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

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他仗着父皇的宠爱，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李泰目空一切、傲视群臣的态度，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

“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属“良佐”之列；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可以保证“贞观之治”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按感情来说，他一贯倾向李泰；从理智来说，他不能不择取李治。

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叙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怀”的亲密之情，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我只有一个儿子，如果我死了，一定把他杀掉，传位给弟弟晋王（李治）！”此言一出，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陛下失言。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而传位弟弟的？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而又宠爱魏王李泰，嫡庶不明，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若为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这无异警告席太宗，如果坚持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了，邢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