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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时，我与母亲和哥哥一起飞往夏威夷，我爸爸安吉尔·玛丽亚诺被调到了那里。爸爸提前飞往檀香山，在珍珠港的一个海军公租房中安置我们的新家。我对那次旅行的记忆仅仅局限于后来妈妈逢人便讲的我的勇敢表现。旅途中，飞机要在夸贾林岛加油。当乘客们从候机楼返回飞机时，妈妈一只手拉着我的哥哥，一只手拉着我。当螺旋桨开始转动后，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因为跟不上妈妈的速度，我重重地摔倒在停机坪上，擦破了膝盖，但我没有哭，只是站起身，继续向飞机快步走去。妈妈转过身看到年仅两岁女儿的这一反应后，既担心又高兴。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种坚强的表现成了我今后人生的根本行为原则　：跌倒之后从来不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哭泣，而是起身继续前进。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也颇具象征意义——我怒不可遏的愤怒反应。三岁时，我们家已经在珍珠港的海军公租房生活了一年左右。我记得当时我正坐在自家由混凝土和沙浆建成的连体别墅第二个卧室的木地板上，这里也是爸爸的书房。我面前放着一个粉红色的塑料不倒翁娃娃，脸上带着滑稽的微笑，前后摇摆，肚子里边叮叮咚咚的铃声非常吸引我　；他脸上的微笑让我很想拥抱他，我越动他，他肚子中的铃声也就越响。然而无论我怎么恳求他，这个冷冰冰的塑料娃娃脸上都是那副一成不变的傻笑、丝毫没有反应，于是我生起气来。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发现每当我出现类似情绪、越来越愤怒时，都是因为对方是“塑料人”，即那种我无法利用逻辑说服的执拗之人或者不能利用感情触动的人。

第3章　侍者之女（2）

按如今的话说，我父母都出身于菲律宾的中低阶层家庭，虽然算不上贫穷，但绝对不富裕。不过，妈妈的父母还是设法让她上了马尼拉的一所学校，后来她在那里成了一名牙科医生。对于爸爸来说，年轻时加入美国海军无疑是人生的一次转机，尽管菲律宾服务生尤其是军舰乘务员与富裕家庭的仆人没有什么区别。回想过去家中的照片，我很怀念外婆的一张黑白照，她的黑发向后梳理成圆形发髻，站在邻居家的一座茅屋前，用手慈爱地拢着自己的四个孙辈　：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我站在中间，衣服凌乱，头发乱蓬蓬的，显得非常桀骜　不　驯。　从　外　婆　的　脸　上，你可以猜到她坚毅的个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保持高度的尊严。我发现自己与外婆有很多相同之处，那种处变不惊的性格让我能有效地克制自己的愤怒心态，坦然面对人世间的各种不公平现象。

我外婆普拉西达·金科自豪地站在孙辈后面，从左往右依次是　：泰茜、我（两岁）、雷米和小何塞。摄于1957年，不久我便随父母离开菲律宾移居到美国生活。（家庭照片）

我的彩色照片也具有象征意义，不过都是在夏威夷拍摄的　：繁茂的绿色植物，红褐色的土壤，亮晶晶的粉红色沙子。那个脸上脏兮的小淘气已经变成了一个身穿粉色衣服、脸带天真笑容的小女孩。我站在一块生日蛋糕前，上面插着五支蜡烛，旁边是四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白人小女孩。眼睛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皮肤的深浅、雀斑的多少，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我当时模样就像一个中国娃娃，而且讲两种语言　：我父母的邦板牙方言和英语。我的英语是从社区小朋友和尼米兹小学学到的，但主要还是来自于星期六上午播出的电视动画节目。

我家搬到夏威夷之后，我只能讲父母老家邦板牙省的菲律宾方言。我很快学会了讲英语，我在美国的童年生活主要由一系列在社区和学校的同化活动组成。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为我的姓名、面容、语言等等都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当时，我决心只讲英语，而且要口齿流利、纯正地道。我拒绝讲菲律宾语，甚至拒绝父母的本族文化，因为我发现他们由于英语不流利而被人当成二等公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想成功，就要比任何一个白人同学的英语讲得还要好。

作为一个海军乘务员的女儿，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属于军队侍者阶层。每当我们去将军官邸探望父亲时，我们总是从厨房门进入。父母教育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从后门进入厨房。受这一原则影响，我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你不够优秀。这个紧箍咒一样的印象变成了我成功人生的秘诀，它就像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了我的倔强心理，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熊熊怒火，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这一心态赋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它一直支撑着我勇敢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