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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中国军人》杂志，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去观察分析社会，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理论贡献、开创性的思想观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较早地提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问题，并付诸实践。

早年中共中央对于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识是比较迟的。从1921年建党开始，一直到1925年初党的“四大”时才提出“领导权”问题，而对于更深一层的“争”得领导权问题，只有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血的教训面前，才有明确的认识，并付诸行动。即使在1927年6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还仍称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党。

作为共产党人个体来说，最早提出“领导权”和“争”的思想的是邓中夏，时间在1924年11月和1925年5月。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的观点，已是1926年9月。在这一点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就很难能可贵，他们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前沿阵地，从建校初就展开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青军会”作为党的一级外围组织，庄严地提出了争夺领导权问题。会刊创刊号公开以标语口号形式标出：“我们必须浸润无产阶级，让他们了解他们伟大的历史的使命。”说明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宣传组织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浸润”他们。《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载第7期）一文明确指出：“惟有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中华的国民革命惟有工农阶级是真正主力军……国民革命的成败，也就在我们能否引导工农？拆帝国主义的台？也就在我们怎样联络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决定成效！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我们是工农阶级的先锋，我们对于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从这一段文字看出，“引导”、“联络”、“绝对不能忽视”等词使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观点跃然纸上。此时是1925年11月。也就在同时的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把军中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他，遭到了周恩来的婉言拒绝。

由上即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共产党人在关于党的领导权问题上，的确比当时其他党的大部分领导人早行一步，高出一筹。

2．反蒋思想的先声。

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到“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这两年时间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是，升平中潜伏着危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虽击败“西山会议派”，而国民党新右派也正在崛起。蒋介石在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他结党营私，培植党羽，排除异己，曾一度在黄埔要塞炮台前竖起一面旗子，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满脑子是封建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杂烩。他视共产党人为隐患，叫嚣“怎能让老鼠咬了我的被窝”。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孙中山像然而，国共合作是历史所趋，蒋介石在羽毛未丰时，还得依靠共产党的力量建设军校，营筑他发家的资本。尽管有时他掩饰不住内心的仇恨，对军校共产党人刻薄对待，但他在这时还不敢对共产党翻脸。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欺骗了很多人，包括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在建校初也未识破蒋的伎俩，甚至把他看做是最革命的左派。大多数共产党人是在“中山舰事件”后，才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反蒋思想。而引人注目称奇的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年前，即在孙中山先生刚刚逝世，这时的蒋介石可谓大权在手，正踌躇满志，《中国军人》杂志就载文大胆而又明确地提出了反蒋思想，这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无疑是一声惊雷在蒋介石正走红运的时刻炸响，对思想理论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并为以后的反蒋斗争树立了榜样，打下了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奉曾国藩为圣贤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下发军校学生，人手一册。他还多次故弄玄虚，在请学生到他家中做客时，说他家中有“宝”，让学生们自己找出。结果找出的竟是《曾胡治兵语录》和《曾文正公家书》。可见蒋介石是如何用这些“经典”来训导青年军人的，以图把黄埔学生训练成他私人的御用工具。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更是肆无忌惮地大搞排共活动，组织起以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孙文主义学会”。军校共产党人对此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处于国共合作前沿阵地的军校共产党人，早对蒋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觉，他们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部周围，对日渐露出杀机的国民党新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