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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将士谋臣似乎大异其趣。综观张良一生，他为汉王朝平定天下指谋划策，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令汉军得以脱困，为与项羽争天下打下根基；又劝止刘邦封六国之后为王，止住了民心的暗涌；鸿门宴前拉拢了项梁保住了刘邦的性命；几次为刘邦挽回军心；为刘邦确立了太子，避免了夺嗣的危机；鸿沟议和后，力谏刘邦乘项羽依约退兵之机追击楚军，勿使纵虎归山……功勋之巨，恐不让萧何、韩信。封侯时，他甘自退让，婉拒万户侯，只受留县一地，刘邦封其为留侯。

历代君王在创业打江山的时候，正是用人之际，他会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人才在此时会得到尊重和重视。然而，一旦乾坤既定之后，君主们便会怀疑昔日的功臣“功高盖主”，“卸磨杀驴”则是必然的。历史上开国功臣大多数结局都很悲惨，善始善终者能有几人呢？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刘邦的疑心极大，张良陪伴皇帝左右还能够自保，这确实是一大奇迹！张良为什么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宫廷斗争中得以善始善终呢？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身退，天之道也”。在功成名就之后，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是，张良这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却激流勇退，称病不上朝，过起了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在封侯之初，张良便向刘邦表示，从此以后想学习“辟谷”（“辟谷”就是不吃饭）、“轻身”之术，遗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以求修道成仙。此后，张良便借口体弱多病，逐渐淡出官场，不再过问政事。诚然，张良的这些作为都是表面现象，是其“明哲保身”之举。其实，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张良早就了然于心。故而，功成名就之后，张良见好就收，聪明地“拍屁股走人”，去学道，去游冶，逐渐“名正言顺”地从官场中退出，张良之韬略不可谓不佳，也正是他的“深谙天道”才使其有个善始善终的结局。当初，张良曾劝韩信也要功成身退，可惜的是韩信不听劝告。直到人头落地之前，韩信才悟透张良的苦心，发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哀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岂不哀哉！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情一再重演，但飞蛾扑火的事情却从来不曾少过。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人，有人为己，无论为什么，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些人都不如张良聪明吗？显然不能这样武断。要知道，中国的士人大都深谙历史，对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道理他们都懂，最差的结果是什么也都明白。所以等到人头落地的那一天，只有人羡慕张良的洒脱，但却少有人抱怨没有前车之鉴。我甚至相信，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结果可能还是一样，因为中国从来就不少舍身取义、舍身逐利的人。三国时期的刘劭在其《人物志》中说“思通道化，策计奇妙，是为术家”，私下里以为，张良正是刘劭《人物志》中所说的“术家”。他看破世间的机关，优游于人世，“立言、立德、立功”，令后人称羡不已。呜呼！纵观千古，真正能顺应天道做到“功成，名遂，身退”的又复有几人？念此不禁令人长嗟不已。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当中，总结留侯张良的功绩说：“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这短短的三十一个字，如此精到地归纳出了张良独特的行事风格，也让人不得不歆羡神机妙算的留侯大人那超然的风骨。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谋略家灿若星辰，但张良的这种于幽冥之际决嫌定疑、做最小的动作以博取最大的收效的谋略风格，可以说是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化境。天下汹汹，各为其主。张良是一个“优美的”战略家，在战略实践活动中是何等潇洒俊逸！

余 论道家的“功成身退”，其最深刻的一面，在于最终退出这个气象万千的世界、五彩缤纷的人生，也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生的顶点，是生命的最为辉煌灿烂的瞬间，只有懂得死的人才真正地懂得生。

《史记·留侯列传》写张良之死，只用了四个字：“后八年卒。”妙极！司马迁写得极妙，张良死得也极妙。自古艰难惟一死。死得干净利落尤其难上加难。有人死得无可奈何，有人死得恋恋不舍，有人死得惊天动地，有人死得拖泥带水。张良却如此这般无声无息、平平淡淡、轻轻松松地离开了那个尘世，其形象已经神化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成为了如文天祥《正气歌》赞颂的“天地正气”，孟子所云的“浩然之气”。其“时穷节乃见”的亮节，其“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的风范，如“河岳”、“日星”，比之其所开创的王朝霸业更见光辉！（夏超 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