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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竞选者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一篇文章里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作者对目前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论者还同时谈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民主被限制在“有钱人的范围之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际享受不到”,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这大概也是论者的“社会主义观”。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思想者,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32。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
《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二文,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直接结合”。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另一位竞选人也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特别有兴趣;正是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73。马、恩的这一思想在1980年的北大竞选中很有影响。,他如此提出问题: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显然,在一些竞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8)
这样,1980年的北大校园里的这一代人在回顾、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一位竞选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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