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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

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

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

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

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

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

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

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

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

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

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

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

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

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

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

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

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

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

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

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

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

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

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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