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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

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

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

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

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

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

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

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

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

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

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

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

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

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

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

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

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

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

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

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

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

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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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

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

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

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

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

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

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

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

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

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

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