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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

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

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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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

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

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

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

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

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

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

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

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

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

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

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

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

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

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

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

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

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

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

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

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

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

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

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是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

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的心悦诚服，即使

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