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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
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
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
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
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
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
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
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
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
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
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
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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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
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
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
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
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
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
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
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
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
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
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
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
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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