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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

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

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

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

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

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过

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

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国民党军

人部长，拥有代表国民党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

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辏Х直鸫�碇谐；岬澄裾�瘟交帷�

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

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交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

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则

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

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

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国民党开始变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

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

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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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

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

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

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

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

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

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

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

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