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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蒋合作的局面;并扬言将大举反共。
可是蒋胡之间有过的裂痕似不易弥补。据说胡汉民曾在黄埔与蒋氏晤谈,其内容究属如
何,不为外间所知;但胡迄未公开露面。这就使当时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庭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
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
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庭,并将鲍扣留
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
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庭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
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像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
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的告诉
了他。
鲍罗庭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
分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揭幕。
前者的到会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别代表全国各地约一百二十四万工会会员。会议的主要作
用是进一步巩固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后者到会的代表有二百余人,除广东六十个县农民协会
的代表(会员约一百六十二万人)外;尚有桂、闽、湘、鄂、浙、苏、豫、鲁、晋、黔等省
农民组织的少数代表参加。声势浩大,为后来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两个大会我都参加并发表演说。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两个大会,号召工农大团结。
这两个大会显示了中共在工农群众中一的实力之雄厚;也助长了时局向左发展的声势。
广州市工人和近郊农民曾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北伐;并要求维护工
农利益。黄埔学生并无代表参加,蒋介石将军在黄埔设宴招待两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会上
发表言论,仍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
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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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
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
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
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
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
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
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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