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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

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

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

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

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

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

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

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

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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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

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

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

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

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

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

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

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

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

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

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

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

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

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

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

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

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

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

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

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

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

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

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