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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

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

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

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

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

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

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

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

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

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

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

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

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

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

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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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

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

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

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

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

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

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

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

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

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

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

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

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