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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

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

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

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

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

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

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

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

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

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

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

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

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

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

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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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

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

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

里的布置美仑美灸，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

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

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

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

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

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找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

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