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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

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

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

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

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

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

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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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

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

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

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

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

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

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

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

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

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

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

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

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

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

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

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

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

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

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

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

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

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