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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

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

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

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

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

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

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

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

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

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

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

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

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

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

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

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

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

北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