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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

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刮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

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

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

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

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

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松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

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

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此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

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

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

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

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

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

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

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

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

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

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

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

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

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和事实，而且抹杀了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

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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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

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

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

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

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

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

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