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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

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

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

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楚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

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

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

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

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

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

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

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

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

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

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与

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

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

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

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

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

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

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

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

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

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

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

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

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

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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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

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

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

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