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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升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

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业商业税务

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定的。

概括地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

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

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

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

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

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

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

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

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

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更是归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

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

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联系。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

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中共第六

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

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

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

象的人民政府仍应由中共领导，以工农势力为骨干；但它的政纲尺度则不妨放宽些，以便号

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孤立于反日本侵略之

外，反会被人民视为不顾国家前途，专以土地革命来损害民族的命运。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

同僚们提起过这种意见，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我自己无法作这种根本改变。苏维

埃运动这个根本计划是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屡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处实行，鄂豫皖

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独断改变过来，那自然是极不好而又是不可能

的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个运动中，中

共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了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重要一课。但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失败了。

它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而是在抗日战争之始，我们自动的转变了方向。斯大林这个以土地

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线和中共内部一切左倾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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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运动本身是左倾的，所以才产生李立三以军事冒险去促其实现的想法，其他教条主义者更只

会在这条公式下兜圈子。我这个较早体验到这个运动的根本缺陷的人，后来竟为此被指为“右

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时的看法是出自爱护中国革命的真诚。

① 当时苏区内许多农户的粮食被红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