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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

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

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

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

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

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

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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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

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

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

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

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

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

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

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

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

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

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

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

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

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

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

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

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

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

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

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

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

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

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

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

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

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

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