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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上千个被抓来的土豪，总共人数要逾两千人。因此军分会的直属机关就超过了五千人。

军需处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们的身份，分别予以“优待”，希望他们能设法缴

出一些罚款、医药用品以至军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榨不出甚么油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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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赤白区的阻隔，白军民团的封锁，以及那些土豪确缴不出东西等等困难，使军需处这项工作

的效果，逐渐缩小。

被俘虏来的岳维峻师长，似是一个最突出的“土豪”。军分会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应

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

做的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

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赝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

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

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

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

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

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

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

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

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

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

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

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

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

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

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

时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

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

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

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

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

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

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

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

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

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