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部分(第4/4 页)

起

我们在武汉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

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

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

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

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

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

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

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

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

163／185

…　Page　315…

《我的回忆》第二册

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

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

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

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

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