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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

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

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

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

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

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

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逸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

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

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

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

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

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

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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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

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

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

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

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

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

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

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

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

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

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

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

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

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

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

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

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